所以，多数人的专政云云本身不具有正当性。

律师业仅为一个谋生的职业而非追求正义的事业，律师执业时考量更多的是眼前利益而非正义，许多律师正在抛弃理想，勾兑权力，突破底线，沦为法律掮客。与此同时，一系列活动陆续有序展开，一些专家学者在相继在著名的法学期刊上设立专栏，研讨冤狱赔偿问题，各大主要媒体、报刊业纷纷做出了报道，表示支持。

当律师公会的会长拒绝交权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政治分会发给改组委员会一个书面指令，命令他们接管了上海律师公会。1936年5月5日，在各方面社会关注和民主宪政的口号下，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第二章第二十四条就受害人请求国家赔偿做出了规定。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想到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公会领导人和会员中存在一种情绪，即抵制接受国民党的政治灌输和对国民党表现政治忠诚。律师公会照样出面，抗议政府的暴行，替他争取权益。

历史的复杂在于，即便是那些党员律师，也仍然拒绝将上海律师公会变成国民党的政治啦啦队。律师公会对职业共同体的利害的考量，超越了个人在理念和行为上的分歧。这再一次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虽然缺乏对社会保障权的宪法规范，民主过程仍然激励着公共财政投向这个方面。

一般的民事权利要么不具有，要么只在较弱意义上具有这一特征。一般而言，对于私人间的侵权行为，政府既不缺乏动机，也不缺乏能力加以制止，因为这有助于强化政府权威。绝对并非不受限制，只是由于这种限制本身也受到限制，限制必须是事先的、个别的、明确的和可受审查的。而且，从消极意义上说，如果官员感受到来自民众的政治压力，它就怯于制造赤裸裸的人权事件。

哪些事项适合议会投票，哪些不适合？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诸如遗产税额的小幅变动、社会保障水准的起伏、公立教育拨款的多少——可以诉诸协商妥协、多数决甚至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在民主国家区分了左派与右派、自由与保守，这类事务构成了日常政治审议的内容，甚至是政治过程的活力之源。所以，宪法权利不仅事关个人人格完整，而且具有公共属性，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贝拉米（Richard Bellamy）所说：个体言论自由推进公共利益。

由于成文宪法观念预设宪法先于且高于政府，因而宪法权利意在警惕政府。它隐含地假定社会只是政府决策的承受者，而不是有着独立个体价值和理性的现代公民群体，而这恰恰是宪法权利遭遇悬置的原因。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这些权利的重要性，而是认为它们通过普通立法和政治过程加以实现足矣。凡属宪法权利的，通常指那些不适合以议会投票来解决分歧的事项。

如果把纸面的宪法机制当作一个美丽的陀螺，那么民众的诉求就是它旋转的动力，这一动力一旦不足，陀螺就会静止歪倒。与充足信息隔绝的政府不仅敏感而易怒，而且会变得智力低下，降低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作者简介：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来源：《读书》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宪法权利 。在疏通民意渠道与增加宪法权利两条路径上，学术界明显存在注意力分配上的此消彼长，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宪法权利是否多多益善？宪法无须把所有的法律权利收归其中，民法中规定的大量权利，也没有因为缺乏宪法地位而受到影响。

相反，一旦它们成为宪法权利，就具有刚性和反权衡特征，它同政治审议之间的矛盾将会凸显出来。入宪论者还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言论自由、选举权等传统宪法权利，本身就是实现社会经济权利的方式。

由此看来，权利的衰微或许并非宪法规定得太少。许多刑事诉讼方面的权利——例如正当程序、无罪推定、禁止双重危险——同时被宣告为宪法权利，意义即在于此。

入宪便是对当下中国政治过程堵塞后的一种无奈反应，它是问题的表现形式，而非解决办法，它对政治过程的忽视甚至刻意回避，压缩了以各级人大为中心的政治运行空间，反倒可能把权利保障推上一条宪法宣告更多，实际权利更少的窘迫境地。二○○五年十二月，美国某市两万名公交职员为提高养老金举行大罢工，手忙脚乱的市政部门大为光火：他们的薪水已经堪比一个私立大学助理教授的水准，而且可以比一般工种提前五年退休。缺少了它们，政府就会闭目塞听，它要么迟钝得像一只身形庞大的恐龙，尾巴尖被切掉了第二天才会感到疼痛，要么像一头威严强大不容冒犯的狮子，任何不敬都会引起它的愤怒咆哮。正是基于此，卡尔·施密特认为：宪法权利具有绝对性，它们不接受政治权衡。宪法权利并非多多益善。不只是民主政府如此行事，坐地为王的土匪也能有效阻止小马仔的恣意抢掠，因为维持秩序符合匪帮的长远利益。

卡斯·孙斯坦就此认为，将某些问题从政治议程中剔除，会保护而不是损害民主政治，策略性排除是建设性的，因为这些问题会纵容党争、不稳定、冲动行为、僵局以及危险的敌对情绪，以致最终危及政府自身。只有政治过程的有效运转，才能迫使日常的立法和公共决策回应人们在经济、社会方面的诸多紧迫需要。

将其从政治过程移出，既能使尖锐议题得以冷却和中性化，减少政治过程的负荷，又有助于借助专业性权威加以解决。在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周期性的选举和日常性的表达自由是一种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它们确保充分的意见显现和公众讨论，并为公共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它增进了政府的权力，却也可能削弱政府的权威。将本该由政治过程根据具体情势（需求的广度和强度、财政状况、主导势力的意识形态）审议的事项宣告为宪法权利，势必削弱政治过程的决策范围，这会对民主过程的活力形成釜底抽薪的效果。

侵权不一定源于当权者动机邪恶，一心为民的政府在公共利益驱使下反而尤其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受到民意驱动、健康运转的政治过程也有利于实现这些权利。将信仰、伦理、生活方式等事项通过宪法权利交由个人自治，则可以减轻政治过程的负担和风险，而由其引发的纠纷，则可交由非政治部门——如独立的、非党派的法院——去解决一般而言，对于私人间的侵权行为，政府既不缺乏动机，也不缺乏能力加以制止，因为这有助于强化政府权威。

由此看来，权利的衰微或许并非宪法规定得太少。哪些事项适合议会投票，哪些不适合？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诸如遗产税额的小幅变动、社会保障水准的起伏、公立教育拨款的多少——可以诉诸协商妥协、多数决甚至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在民主国家区分了左派与右派、自由与保守，这类事务构成了日常政治审议的内容，甚至是政治过程的活力之源。

那么，宪法权利的重要性还有什么？换一个视角：宪法权利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对维护民主过程和公共生活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受到民意驱动、健康运转的政治过程也有利于实现这些权利。

然而，近年的诸多侵权事件，恰恰也指向既有的宪法权利。将信仰、伦理、生活方式等事项通过宪法权利交由个人自治，则可以减轻政治过程的负担和风险，而由其引发的纠纷，则可交由非政治部门——如独立的、非党派的法院——去解决。

只有政治过程的有效运转，才能迫使日常的立法和公共决策回应人们在经济、社会方面的诸多紧迫需要。罢工也令数百万市民愤怒不已，因为他们必须步行上下班了。将其从政治过程移出，既能使尖锐议题得以冷却和中性化，减少政治过程的负荷，又有助于借助专业性权威加以解决。入宪便是对当下中国政治过程堵塞后的一种无奈反应，它是问题的表现形式，而非解决办法，它对政治过程的忽视甚至刻意回避，压缩了以各级人大为中心的政治运行空间，反倒可能把权利保障推上一条宪法宣告更多，实际权利更少的窘迫境地。

这再一次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虽然缺乏对社会保障权的宪法规范，民主过程仍然激励着公共财政投向这个方面。入宪论的动机无可厚非，但它也是中国法治实践中屡见不鲜的叠床架屋和法律上访的又一例证，它在理论上显示的是法条主义的治理哲学，它把一般性的权利还原为具体的利益，并视之为政府主导分配的结果，这最终只能强化政府的选择性赋权，而不是约束其权力扩张本性。

那些主张写入宪法的权利，在根本上都不具有我们所说的那三个特征，它们要么属于向他人提出要求的社会权（如工作权），与防范政府无关，要么属于应该由立法机构审议的事项（如社会保障），可以随着社会情势加以权衡调整，要么属于某种集体权利（如环境权），与宪法保护个人权利的本意相去甚远。这样来看，仅从康德主义立场来理解宪法权利，会让人摸不着头脑，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侵权不一定源于当权者动机邪恶，一心为民的政府在公共利益驱使下反而尤其有这种冲动。虔诚的摩门教徒不太可能被天主教徒说服而改变信仰，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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